[作者简介]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乔成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习近平关于金融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我国新时代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金融在客观上可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信用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利润是金融的最终目的、利息来源于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金融的杠杆作用有利于转移和分散风险等结论，构成了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也促进了理论的新发展，形成了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
[关键词] 金融发展规律；人民立场；党的领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要求，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1]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总结出一套在中国如何建设金融、规范金融发展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2]如何进一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认识，丰富其在新时代的理论内涵，使之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在未来复杂经济局势下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从而持续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要任务。一、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金融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既涵盖了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特殊性，同时也描述了和特定经济制度无关的、作为普遍原理的金融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将二者区分开来，并将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不同阶段的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金融发展道路，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对金融发展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形势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形成了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货币金融问题的相关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发展一般规律的要点如下： 金融是对货币这种特殊资源进行分配的手段，是在实体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对货币产生更大需求量的基础上出现的，而货币是在物物交换的不断扩大，从而也就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联系的，其中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货币是商品货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劳动。后来的货币虽然脱离了价值的实体虚拟化了，后来的金融体系虽然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无论其形态和功能多么复杂，在本质上仍然只是价值的符号，货币和金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能以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物品和创造的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为基础。 金融运作中的货币资金，其来源是企业闲置资本和社会闲散资金的集中。企业闲置资本主要是指固定资本更新所积累的货币资本、产业资本循环三个阶段在时间上的间隔导致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闲置资本、产品生产和销售与工资支付在时间上的间隔产生的闲置资本，而社会闲散资金主要是社会各类群体的货币收入及其储蓄。金融的产生始于为支持再生产的完成，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增加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劳动力的雇佣，会对货币资金产生需求。货币对社会总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3]393通过对货币的调配利用，金融客观上可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在货币资金的借贷过程中，放贷资金是否顺利回收即货币流回规律是否实现，是再生产是否顺利完成的晴雨表，[4]对呆账坏账等问题应深入生产领域，探究社会再生产各种比例关系是否协调，而不应该只停留在货币流通层面进行解决。 资金融通中，是信用的存在才使得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得以分离，从而为金融的发展提供可能。信用制度客观上促使货币资金迅速集中，生产规模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发展使资本家以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资本量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取得了在一定界限内支配社会资本和社会劳动的权利。[5]497-498这些资本家的行为越来越具有投机或赌博的性质，大资本从剥夺直接生产者扩展到剥夺中小资本家，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5]498-499 4. 金融的本质是货币所掩盖的社会关系，利息来源于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 利用货币资金在不同主体间的调配以提高其使用率从而提高利润，是金融运作的最终目的，货币资金的所有者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获得利润中的一部分。货币资金从利润低的部门流向高的部门，这是价值规律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展现为剩余价值规律，借贷资金的利润获取方式使货币产生了一种“钱能生钱”的假象，这一点正符合资本追求最大程度利润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化、最拜物教化的表现形式。因为，“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3]67在这里，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已经看不到了，资本表现为自我增殖的、自行创造的物。货币所有者通过金融运作获得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是在购买劳动力商品、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关系后出现的，体现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让渡其使用权，但要求在其获得的利润中分得一部分，这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利息率的调整来影响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达到引导企业经营方向、调节市场中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供求从而对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目的。因此，利息率调节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有效工具。但在资本主义下，金融机构单纯从自己获利角度出发，引导资本投向短期见效快、在利润分配中更占优势的产业或项目，导致经济结构脱离国家或人民的长远和现实需要而片面发展。 利用金融融资，运作比自有资金更多的货币额，货币贷款者也就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5]498即使失败，损失由各个资金的所有者共同承担。这样做可以转移和分散风险，只要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在科技研发等领域，这样的操作可以为科学研究筹措更多资金，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投资者将风险分散转移给其他人，有利可图时拿走大部分利润，风险发生时不需要承担损失，其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另一方面，“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5]498通过金融化操作，资本集团将风险转嫁给普通民众，结果不仅是中小资本被大资本集团吞并，普通民众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其劳动收入将进一步被掠夺。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发展一般规律的要点的梳理，可以发现，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和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直接相关，即存在和特定经济制度无关的、作为普遍原理的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同时这种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特定经济制度结合，就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金融的二重性决定了其在客观上既有推动生产规模扩大、促进生产社会化的功能，同时又有脱离实体生产而独立发展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在金融发展中始终保持其支持实体经济的本源。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的实践基础
正是基于对金融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既联系又区别的特性的掌握，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形势发展需要，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不同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定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为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归纳奠定了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不断发展并逐步具体化、走向实践操作的过程。该时期的金融工作主要是摧毁旧的金融体系、探索建立新的金融组织，使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相结合，解放旧金融体制下被盘剥的民众，建立新的借贷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逐步统一财政金融、发行新的货币，为新中国新的、统一的金融体系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建设的具体措施是禁止农村高利贷，建立新的信贷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建立新的银行体系，逐步统一财政金融；发行红色政权货币等。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集中统一的新金融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建设事业也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取消外资银行在华特权、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过程中，新的金融体系逐渐建立。人民币体制建立后，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平抑物价，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困难局面。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制度，为集中资金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保障。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建设的具体措施是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建立新的保险体系；建立人民币体制，实现了我国由传统的旧货币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6]稳定人民币币值和物价，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全国物资调度和全国现金管理，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对金融投机和物价猛涨的斗争的胜利；形成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制度；集中资金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发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作用 1978年改革开放后，金融管理体制也随之进行调整。邓小平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7]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元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形成，金融逐步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金融改革加速，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完善、金融对外开放深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得到加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建设的具体措施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形成多元分工的银行体系；发展金融市场，使金融体系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加强金融监管，推动金融监管向法制化、规范化迈进；逐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金融体系的运行机制和金融危机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和功能定位不断明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的目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同时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处理好“脱实向虚”问题，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并加强金融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第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认为，金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生产力的提升。早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要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等进行系统性结构优化，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8]系统性结构优化聚焦的不仅是金融服务的数量增加，更是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在加强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与监管基础上，鼓励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金融创新业务发展。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增强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增加股票指数期货、金融期权等金融交易和服务品种，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的社会金融体系可以为企业提供多种防范和转移风险的工具，并通过保障个体企业的稳定生产和运营来提升经济社会的运行效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9]296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从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推动利率市场化、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9]284-286对金融产品的供给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之更加符合市场的需求，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二，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新时代金融的开放水平应进一步提升。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0]并承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11] 金融开放水平提升，这种开放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习近平强调，“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9]280利用金融全球化，我国资本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海外投资；我国企业也可以增加融资资金来源，同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获得更大发展。在金融全球化中，我国也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和贡献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国方案”，维护国际金融治理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包容性。 第三，促进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生产是金融产生的基础，金融源于生产中对资金融通的客观需要。因此，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一段时间以来，“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新时代以来，为应对“脱实向虚”倾向，一方面，我国不断推进金融创新的进程，增强市场对未来改革的信心，努力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部门；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市场监管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以堵住虚拟经济部门资金“空转”的漏洞。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本质，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12]为此，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关键放在实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上。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13]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4]12扎扎实实地把实体经济搞上去，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必须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突破口，通过创新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同时，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9]“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15]279“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14]19落实扶持金融的举措和力度，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 第四，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15]280需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15]279 在金融混业经营的现状下，对原有的监管模式进行改革，通过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建立，金融监管体制变为“一委一行两会”。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深刻影响了传统金融模式，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也存在监管缺失风险和技术安全风险。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风险以及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的监管，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专项整治。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统筹协调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8] 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要强化监管，其根本的做法就是让金融的发展始终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需要，“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16]三、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新时代金融建设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也促进了理论的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利用金融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要坚持人民立场、遵循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的规律等唯物史观原理。我们党始终将金融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来对待，金融是为生产力进步从而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将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断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提供了理论指导。 1. 金融的工具性决定了它被不同的主体掌握，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金融和市场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只不过金融所配置的是货币资金这种特殊资源。因此，金融的工具性决定了它被不同的主体掌握，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只有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真正发挥金融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作用。利用金融，同时遏制金融资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金融被称为“红色金融”的主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15]278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确保金融体系稳定与高质量发展。通过宏观层面的统筹兼顾和各方力量的协调配合，有效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党的领导为应对金融冲击、防控与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因此，新形势下金融工作的推进，首先必须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来确保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方向，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提出，“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15]281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的关键在于提升领导干部驾驭金融工作的能力，因此，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金融知识，努力熟悉金融业务，不断提升领导干部利用金融手段促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本领，提升金融工作效率。[17]其次，要扎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切实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最后，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15]281 2. 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需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344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金融建设也是如此。金融发展不是抽象的，其一般规律需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破除旧金融体制、建立新信贷关系和新金融机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革命提供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金融体制也与之相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对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机制进行改革，发挥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的作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需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不同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金融的发展符合不同时期的时代发展需求，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经验，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金融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 3. 金融发展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向才能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 金融发展应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向，而劳动人民掌握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此金融发展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符合社会大生产、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正是在于党的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坚持人民立场，就要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8]金融发展涉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在金融发展中坚持人民立场，将金融发展服务于人民。 为更好利用金融发展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并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金融领域也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银行和信用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银行和信用制度是为资本服务的，只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才能使它们“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5]686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19]421-422“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实行这一措施就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用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20]列宁认为，将银行置于国家管控之下，对于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建设社会主义都是必要的。[21]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发展，建立起国有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以更加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新的金融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 金融发展存在其特定规律。金融发展以信用为前提，促使货币资金迅速集中，同时也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金融运行的内在目的是获利，生息资本所有者凭借其所有权，要求在生产获得的利润中分得一部分即利息，而这种跳过直接生产过程获利的能力，驱使越来越多的资本脱离实体经济投向金融领域，产生金融泡沫。金融的市场规律既存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破坏性一面，因此，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要遵循金融市场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金融市场积极一面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调控措施与金融市场机制协调配套。要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1] 金融的出现源于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体现在通过对货币资金的配置和有效使用，从而推动社会生产。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所谓“脱实向虚”，指的是资金和人才脱离实体经济，大量流入到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中，导致虚拟经济的增长速度过快，造成虚拟经济的泡沫与实体经济的萎靡。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15]279从唯物史观角度看，不能完全脱离使用价值来谈价值。因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首先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满足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要，人们必须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尽可能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这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规律，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劳动领域“首要的经济规律”。[22]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资本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人的需要只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与之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阶级对立的消失，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少数人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而是以不断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满足人们需要这一点才更清晰表现出来。因此，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15]278-279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高度重视货币流通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透过“脱实向虚”的现象，发现生产领域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衡问题并加以解决。“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4]12与“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14]19金融开放以能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金融发展以能否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尺度，两者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要求在促进金融发展中需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金融发展中存在风险可能性，我们发展金融的目的要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统一，需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主观与客观、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社会实践。[23]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我们将价值规律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置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下，使其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运行需遵循的重要法则，但在资本主导下，价值由调节生产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把社会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才能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认识和把握金融发展规律，使其服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摆正与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是一个不容回避、亟待处理好的问题。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要求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坚持“房住不炒”，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