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技术标准凝结了关于生产和交换的 “一般社会知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软基础设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围绕技术平台的产品内分工成为生产社会化新趋势，使技术标准垄断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新型策略。技术标准垄断在技术标准竞争中形成、维持和更迭，并催生现代专利池和技术标准联盟等新型垄断组织。技术标准垄断以技术标准的开放性遮蔽知识产权的封闭性，是垄断资本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后，通过技术标准输出进行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的新形式。我国在争取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主导权的同时，应积极推动构建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需要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

关键词：生产社会化；技术标准；剩余价值；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组织

作者简介：孙洁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6 年第1期 

 技术标准是为了协调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中通用或重复使用的技术事项而制定的规则。技术标准垄断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是科技巨头和霸权国家实施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的手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技术标准竞争成为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的热点和高地，深刻影响全球创新版图和国际分工格局。近年来，强化美国技术标准垄断并推动全球技术标准治理 “去中国化” 成为超越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共识。2024 年 7 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实施路线图》，对提高美国的全球技术标准领导地位做出具体部署。2025 年 8 月 7 日，美国众议院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 (Daniel Webster) 提出《普适标准法案》(Utilize Standards for All Act)，该法案遵循特朗普 “美国优先” 原则，矛头直指中国和欧盟，意在确保美国持续主导全球技术标准治理。美国的冷战思维导致技术标准政治化，严重阻碍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中的国际合作，加剧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本研究基于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从技术标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着手，分析技术标准垄断的经济根源、运行机制和危害。

一、技术标准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现象

 现代技术标准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经济活动中除了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还存在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技术标准是对技术关系的协调，在经济活动中形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提供规则和秩序，使国家、企业等经济活动参与者在一定框架下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生产社会化使技术标准的应用日益自觉和科学化。在机器大工业中，遵循技术标准的机器体系取代工场手工业中 “主观的分工原则”，生产过程 “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现代技术标准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反映了某一技术领域或某一产业的发展水平。

 生产社会化一方面表现为生产集中，生产组织内部分工日益细化；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分工发展推动交换的社会化。交换以分工为前提，“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不同职能的劳动者 “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因此交换 “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交换分为四类：其一，“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其二，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产品交换，形成生产组织内部的物料流；其三，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 “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即企业网络中品牌商、供应商、渠道商等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其四，“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即产品销售给最终消费者。生产社会化越发达，上述四类交换就越发达，支撑交换的 “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 即基础设施就越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过的轮船、铁路、电报等属于硬基础设施，技术标准则属于软基础设施。

 作为软基础设施，技术标准通过为技术系统建立工程规范，使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各类交换活动高效有序，具体有如下作用。

 其一，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社会化要求根据一定的技术标准 “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生产过程的分解同时也是对产品的分解，特别是对于离散制造的复杂工业产品来说，将产品按照一定的技术标准分解为可互换零件，有利于分工和批量生产。

 其二，明确复杂技术系统内的交互和连接规则。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冶金、通信等产业的发展都伴随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复杂技术系统的部署，必须以技术标准确保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基于技术标准，还可以将产品模块化，也就是把复杂技术系统简化为若干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子系统。模块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互联和互操作，产品的创新、升级和维修以模块为单位，而不必把整个系统推倒重来。这有利于企业之间进行差异化创新，也有利于新旧技术兼容，加速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模块化反过来促进了生产专业化 —— 技术标准简化了跨企业技术协调所需的信息，使企业可以专注自己最擅长的模块和业务。

 其三，节约流通费用。技术标准为交易活动传递了明确的技术信息，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各方匹配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节约 “买卖时间” 和簿记成本，从而节约纯粹流通费用。通过制定和实施技术标准，规范原材料、产品、包装、交通运输工具的规格并简化其种类，可以减少损耗、货物中转时间和装卸成本，提高码头、堆场和仓库的空间利用率，节约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

 其四，改善产品使用价值，推动剩余价值实现。技术标准有利于企业精确控制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质量检测等环节，提高产品质量。曾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11 年独霸美国石油市场的托拉斯 —— 标准石油公司的 “标准” 一名，即来源于该公司标榜可以提供质量稳定的标准化石油产品。遵循技术标准制造的可互换零件还可以使产品便于维护和维修。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技术标准对使用价值的改善尤其显著：技术标准可以确保技术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建立用户之间、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形成网络效应，即产品的使用价值随用户的增加而改善。

 技术标准凝结了关于生产和交换的 “一般社会知识”，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一旦生产社会化使技术协调成为普遍需要，技术标准就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资本增殖的经济利益问题。资本必然试图独占这些知识，确立技术标准控制权，以获得制定 “游戏规则” 的能力，进而获得垄断地位和竞争优势。技术标准控制权包含两个方面。

 在生产组织内部，资本凭借职务发明制度确立对研发人员智力成果的占有权。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工匠、工程师等个体发明者是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通常不专门投资和组织研发活动。即便工匠和工程师受雇于企业，其发明往往只是雇佣关系的副产品。这一经济基础塑造了以个体发明人为中心的专利法，雇佣劳动者的发明成果往往由本人申请专利并享有专利权，企业不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发明成果。企业获得新技术的渠道主要是企业主亲自开发、寻求专利转让或专利许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一方面，工业产品和工业技术日趋复杂，技术创新越来越难以靠个体发明人完成；另一方面，以重工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推动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这两方面改变了技术创新范式，企业必须建立专门的研发部门，以便形成持续的研发投资和技术积累，从而赢得竞争优势。1876 年，托马斯・爱迪生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建立的实验室，被认为是世界上首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它开创了以社会化方式组织技术创新的先河。相应地，工匠和工程师日益丧失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控制，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列宁指出：“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技术创新社会化推动专利制度从智力成果归劳动者所有转变为归企业所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雇佣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专利诉讼增多，而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偏向企业，在 20 世纪 20-50 年代形成职务发明制度。由此，企业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技术标准控制权完全从劳动者转移至资本。

 在生产组织外部，企业须确保其独占的智力成果无法被其他企业随意复制或使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专利在内的无形资产的规模迅速增长，技术标准专利化趋势显著。在移动通信、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技术标准越来越多地纳入专利技术，专利商业价值的实现也更加依赖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了给技术标准垄断确立法理依据和建立全球治理体制，美国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大规模游说美国政府，并借助美国霸权，推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一项核心国际条约，为美国跨国公司和科技巨头的知识产权输出、技术标准输出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取巨额垄断收益奠定基础。凭借对技术标准的控制，美国跨国公司和科技巨头占据国际分工的中心地带，形成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标准治理模式的转变，是新自由主义的直接产物，又为新自由主义的蔓延铺平了道路。

 技术标准垄断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的新表现：一方面，技术创新高度社会化，但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占有仍然是私人的；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但掌握技术标准控制权的企业必定谋求垄断收益。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随着生产社会化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标准垄断成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

二、生产社会化新阶段下当代资本主义技术标准垄断的运行机制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信息与通信技术进步不仅开创众多新产业，而且与几乎所有传统产业结合，带来新的生产运营模式、交换方式以及新的商品和服务。与日俱增的技术复杂性和产品复杂性推动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跨越企业组织边界的技术协调需求激增。这一背景下，技术标准作为软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凸显，同时也使技术标准垄断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新型策略。企业之间的技术协调本质上是关于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利益协调。

 第一，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围绕技术平台的产品内分工成为生产社会化新趋势，技术标准的技术协调作用空前重要，技术标准控制权成为资本竞争前沿。

 20 世纪下半叶，信息与通信技术进步使基于技术平台的竞争逐渐取代基于独立产品的竞争。技术平台是指为开发、集成、部署和运行各类硬件、程序、商品和服务提供基础技术能力的技术系统，是标准化的工具、协议、接口和基础设施的集合。通用计算机、5G 核心网、芯片架构、操作系统、云计算平台等都属于技术平台。

 催生技术平台的直接动力是技术进步带给资本周转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来自高技术产品开发和迭代成本的上涨。早期技术平台以 1964 年问世的 IBM System/360 计算机为代表。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大型计算机的每个机型都是功能、用途各异且互不兼容的独立产品，需要从零开始设计，使用专门的生产线和电子元件；相应地，要为每个机型的特定功能定制编写软件。对计算机制造商来说，同时维持多个机型的生产线给资本周转造成巨大压力。对用户来说，更新计算机设备就不得不承担额外的软件开发成本、学习成本和数据迁移成本。为克服该矛盾，IBM 开发出 IBM System/360 计算机，首次将一系列计算机统一于单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为计算机赋予兼容性以及组件、功能的扩展性。由此，IBM System/360 成为可以灵活扩展外围设备和功能并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技术平台。

 技术平台重塑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产品内分工的深化，使技术标准控制权空前重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技术产业的企业间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单个企业不需要开发和制造整套复杂技术系统，只需要对接技术平台的技术标准并专注于某个子系统，在更容易满足个性化市场需求的同时降低资本周转压力。以技术平台为中介，全球范围内的众多企业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格局下，资本必然试图将软基础设施转变为资本增殖手段。在众多企业及其商品和服务围绕技术平台形成的技术生态中，关于系统架构和子系统之间的协议与接口的技术标准对于兼容性和互操作性至关重要。拥有技术标准控制权的企业就可以引领技术和市场，支配全球生产网络。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技术标准垄断则具体表现为复杂技术知识生产（即技术标准开发）的集中与产品制造活动的分散化并存，复杂技术知识生产向少数科技巨头集中与资本向少数科技巨头集中并存。

 第二，高技术企业通过技术标准竞争建立技术标准垄断，进而凭借技术标准垄断榨取剩余价值，使其运营的知识产权获得经济实现。

 在根本上，技术标准垄断服从资本主义垄断的一般规律，即垄断在竞争中形成、维持和更迭，与技术标准竞争对立统一，“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技术标准竞争会形成基于法定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和基于事实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

 基于法定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以标准必要专利控制权为核心。法定标准是指由标准化组织 (如 ITU、IEEE、3GPP 等) 制定和批准的技术方案，以 Wi-Fi 标准、5G 标准、VVC 标准等为代表。基于法定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是高技术企业在标准化组织的规则框架内博弈的结果，其形成机制包括如下关键环节：其一是超前研发和专利布局。高技术企业竞相在富有商业应用前景的技术领域展开超前研发，并对关键技术申请专利，将其凝固为企业无形资产。同时，高技术企业会围绕关键技术构筑专利丛林，阻碍竞争者的技术创新。其二是形成并主导技术提案。高技术企业基于研发成果形成解决特定工程问题的技术方案，进而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技术提案；为凸显技术提案的必要性，高技术企业往往与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建立联盟，联合提交技术提案。其三是控制标准化组织的投票席位。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高技术企业通过派遣技术专家进入标准工作组，争取投票席位，使其主张的技术提案更容易获批为技术标准。其四是运营标准必要专利。为实施技术标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就是标准必要专利。高技术企业如果拥有关键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或掌握标准必要专利的主导份额，通常倾向于独立运营标准必要专利；如果某个技术领域内存在多个势均力敌的高技术企业，这些企业通常会成立专利池，统一运营标准必要专利。其他企业想要进入相关行业，就必须实施技术标准，也就必须获取许可并按规则支付许可使用费。支付许可使用费本质上是剩余价值转移和分配的过程。谁成为新兴产业技术标准的控制者，谁就控制了剩余价值流向。

 基于事实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以建立垄断性技术生态为核心。事实标准是指没有经过标准化组织制定或批准，但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共性选择的技术方案，比如 GPU 并行计算领域的英伟达 CUDA 平台、芯片设计领域的 ARM 架构。基于事实标准的技术标准垄断是高技术企业凭借技术优势、网络效应和商业策略建立的垄断，其形成机制包括如下关键环节：首先是确立技术领先地位并进行专利布局。高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供行业领先甚至独有的技术方案，进而通过构筑专利丛林封锁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高技术企业一方面利用网络效应实现市场扩张和技术迭代的良性循环，使技术方案逐步成为开发者和用户的共性选择，提高开发者和用户的转换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软硬件绑定、规则设置等方式建立技术生态，促使其他企业对该技术方案兼容。21 世纪以来，开源成为事实标准竞争的重要策略。高技术企业通过开放共享扩大开发者社区的规模和产品的技术影响力，建立技术生态，形成事实标准。比如谷歌通过开源安卓操作系统，吸引全球移动终端厂商和移动应用程序厂商，使安卓系统成为事实标准，于 2011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2017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操作系统。尽管安卓系统本身免费，但谷歌每年可以通过广告、付费订阅、Google Play 服务费等方式在庞大技术生态中获得巨额收益。

 第三，技术标准垄断催生现代专利池和技术标准联盟，成为适应技术知识生产社会化新阶段的新型资本主义垄断组织。

 专利池是多个专利权人通过共享专利技术或统一对外进行专利许可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联盟，是资本联合的典型形式。建立专利池的目的是对联盟内约束竞争，对联盟外实现垄断并统一谋求垄断收益。20 世纪 90 年代，技术标准与专利的结合日益显著，但由于 DVD、数字电视等产品的高度复杂性，相关专利分散于众多企业，专利丛林问题严重，反过来制约社会化大生产。为克服这一矛盾，1997 年，哥伦比亚大学、富士通公司、通用仪器公司等 9 个成员成立基于 MPEG-2 数字视频压缩标准的现代专利池，并由第三方管理机构 MPEG-LA 公司运营。此后，现代专利池和专利池运营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

 技术标准联盟以拥有较强研发实力和关键知识产权的企业为核心，联合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经济主体，以共同开发、制定和推广技术标准为战略目标，属于产业联盟。技术标准联盟兼具研发联盟和专利池的功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企业间社会分工细化、基于技术平台的市场竞争格局形成和发展的产物。为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中建立优势，掌握大量专利的企业迫切需要加快专利的技术标准化，促进标准必要专利的市场扩散，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传统标准化组织的技术标准制定程序过于复杂，难以及时响应企业和用户的需求，也难以适应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技术快速迭代的特点。这一矛盾使产业界开始寻求新的且更容易被垄断资本主导的标准化模式。1988 年 8 月 23 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1988 年美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放松对产业联盟的法律约束。自此，以 OMG、DVB、W3C、3GPP 等为代表的技术标准联盟迅速发展。技术标准联盟为技术标准竞争提供了秩序，又为复杂技术系统下众多企业的技术协调提供了常态化机制，使高技术企业特别是科技巨头成为当代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主导者，在各高技术领域形成少数科技巨头 “共治天下” 的竞合格局。

三、技术标准垄断的危害与突破国外技术标准垄断的战略路径

 技术标准垄断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现象，在客观上激励技术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并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力总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总是以大多数人受剥削为代价。当前，美国将技术标准作为中美科技竞争的关键战场，目的正是维护旧的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继续实施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

 第一，技术标准垄断以技术标准的开放性遮蔽知识产权的封闭性，是垄断资本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之后，通过技术标准输出进行国际剥削和国际压迫的重要形式。

 技术标准具有锁定效应，即某种技术方案成为技术标准后会抑制替代方案的开发和应用。锁定效应源于技术标准作为软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网络效应。某种获得早期应用或早期领先地位的技术被采用得越多，得到的改进就越多，形成报酬递增的自我强化机制。技术标准锁定可能导致某个产业现存的技术标准难以被潜在更优越的技术方案替代，使在位垄断者长期维持垄断地位，持续获得许可使用费等垄断收益。技术标准锁定还意味着某项技术方案是市场上唯一或少数可选的技术标准，要实施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就必须向专利权人寻求专利许可，而专利权人可能向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索取非 FRAND (公平、合理、无歧视) 的许可使用费，导致专利劫持。比如高通公司凭借在 CDMA、WCDMA、LTE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垄断地位，长期按手机整机批发净售价设置过高的许可费率，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搭售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进而从由逾 180 亿台设备构成的庞大全球市场转移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榨取模式又促使在位垄断者尽可能维持和扩大技术标准垄断地位，导致标准化活动偏离制定最优技术标准的目标。控制技术平台的事实标准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对技术平台的开发和设计巩固垄断地位或实现垄断收益，比如英特尔通过在芯片架构设计中增加特定技术要求，帮助英特尔微处理器获得竞争优势。

 技术标准垄断强化了国际分工的等级结构。马克思曾指出铁路 —— 作为硬基础设施的二重作用：“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 技术标准作为软基础设施，也具有二重性：技术标准有利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力发展，也因此成为垄断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利器。具有技术标准垄断地位的企业居于国际分工等级结构的顶端，这种优势地位来自三方面：其一，标准必要专利持有者可以通过拒绝交易将竞争对手排除在特定产品的国际分工体系之外，或通过许可限制为专利许可附加条件，约束被许可人对专利的使用和改进，进而抑制或排除被许可人的技术赶超。其二，技术标准控制者只承担产品内分工中最基础的分工，其垄断行为难以被其他企业有效反制。其三，技术标准作为软基础设施具有杠杆效应，可以直接撬动全球成百上千家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巩固技术生态并持续获取垄断收益。技术标准垄断对国际分工的支配作用，意味着技术标准控制权是全球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国际垄断资本为赢得技术标准竞争，必然寻求国家霸权的支撑；霸权国家为维持霸权地位，必然干预技术标准竞争，遏制和打压后发国家及其企业。

 第二，技术标准垄断具有暂时性，技术标准垄断格局会随技术变革、市场竞争和国家竞争而不断变动，为我国突破国外技术标准垄断并引领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机遇。

 从垄断与竞争的对立统一来看，技术标准垄断具有暂时性。其一，技术标准垄断会激励技术标准竞争，可能使同一技术领域并行多个竞争性技术标准。比如在无线短距离通信领域，华为主导的中国自主的星闪标准正在与蓝牙标准竞争。其二，技术代际更迭会为赶超者突破技术标准锁定创造机会。比如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从 4G 到 5G 的代际更迭，中国企业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份额跨越式提高，且在阵列天线设计、信道编码等方向局部领先。其三，技术标准竞争失败会消解既有的技术标准垄断。在高清 DVD 技术领域，东芝主导的 HD DVD 标准曾与索尼、松下等企业主导的蓝光 DVD 标准两强并立，但在 2008 年，东芝因该标准丧失市场份额而被迫终止该项业务，技术标准垄断地位随之瓦解。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来看，技术标准垄断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具有历史暂时性，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存在和演化，但必然随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

 近年来，我国在全球技术标准竞争中已实现从跟随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使科技进步更平等地惠及全球南方。但在总体上，当代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仍然遵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美国主导形成的秩序。这一基本格局决定了当前的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体系既是西方国家技术霸权的重要依托，也是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技术自主和国家安全不得不暂时依托的基础。

 当前，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提高对全球技术标准治理的引领能力，是抢占未来全球经济科技制高点的关键一环。

 其一，加强政府对技术标准开发、制定和推广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强技术标准化的顶层设计，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培育科技创新生态，定向支持基础性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标准供给，通过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为技术标准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生态保障。

 其二，强化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增加基础研究投入，鼓励探索性、前沿性研究，为颠覆性技术突破奠定基础。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大技术标准的源头活水。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政策，优化科研环境，提高对全球顶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其三，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标准体系。通过 “揭榜挂帅” 等机制进行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和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建技术标准联盟，以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支撑自主可控的技术标准。大力发展开源生态，鼓励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赞助开源项目、投入开发者资源，支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开源社区和开源项目，通过开放式协作形成我国主导的事实标准。

 其四，深度对接全球技术标准治理体系。进一步推动技术标准联盟在技术标准开发、制定和推广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发挥相关部委对国家级技术标准联盟的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标准治理的协同水平。支持我国企业不断扩大我国技术专家在标准化组织中的席位，支持我国企业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的正当权益，逐步重构全球技术标准话语权。

 从根本来看，变革全球科技治理体系，破除技术标准垄断，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变革全球科技治理体系，首先要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破西方国家利用技术标准垄断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消除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鸿沟，使技术标准更好地造福全球。在此基础上，逐步变革并推动全球技术标准治理和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向更好增进人类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